人类生育的基本载体是家庭，安神殡仪4000253450家庭生育决策与生育行为是两性共同选择的结果。对于家庭而言，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生育的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这些成本既包括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也包括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如被迫放弃加薪和晋升、回归职场困难等）。面对生育率持续低迷的挑战，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制定出台家庭政策，直接或间接鼓励家庭生育。
起初，一些发达国家在制定家庭政策时强调女性的养育责任，鼓励女性承担更多家庭责任。比如，从上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德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女性回归家庭的家庭政策。政府根据夫妻就业状况对家庭提供不同类型的支持，主要以现金补贴为主。数据显示，2001年，德国将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9%的资金用于家庭政策领域，金额高达1800亿欧元，相当于全国家庭抚养孩子总成本的46%。与德国一样，比利时、奥地利、爱尔兰、法国、卢森堡等欧洲高福利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家庭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旨在保障女性健康及改善家庭经济条件。总的来看，这些政策以男性养家为主导，固化了主要由女性承担生育和家庭照料责任的传统认识。然而，在女性自我意识崛起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家庭政策难以产生明显效果。
随着女性就业与生育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一些发达国家的家庭政策导向发生了转变，逐步探索实施促进工作与家庭平衡的政策措施。由此，旨在支持父母双方实现工作—家庭平衡的“双薪型家庭政策”应运而生。这些国家实施的“双薪型家庭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提供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假期；提供经济补贴；发展托育服务；面向女性提供就业支持。从政策实施效果看，经济补贴、托育服务与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措施对生育率回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例如，瑞典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积极鼓励女性参与就业。在“双薪型家庭政策”的助力下，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75年的53.1%上升至2019年的71.0%。2019年，瑞典成为欧洲生育率排名第二位的国家，这与其鼓励女性就业的家庭政策密不可分。
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由于如今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固化“男主外、女主内”社会分工、让女性回归家庭的“再家庭化”家庭政策难以起到提升生育率的效果，而“去家庭化”的“双薪型家庭政策”是提升生育率的必然选择。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从我国国情出发，制定完善“双薪型家庭政策”，可以从三个方面发力。
首先，提升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水平，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虽然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近年来快速上升，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我国托育服务供给仍难以满足家庭实际需要，大多数家庭还是以祖辈照料或全职母亲照料为主。当上一代人无法提供照料支持时，家庭中的女性通常会面临“二选一”的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承担家庭照料责任，或者努力获得更多工作报酬购买社会化托育服务。就此来看，提供更多普惠托育服务是解决夫妻（特别是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关键。
其次，构建完善的经济支持政策体系，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生育机会成本与经济成本叠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女性生育意愿。因此，唯有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才能有效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并实现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在当前“三育”（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较高的背景下，育儿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养育负担。然而，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看，单靠政府资金支持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从我国国情出发，完善家庭经济支持政策体系，不妨从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优化税收减免政策、提供育儿补贴与购房补贴等方面入手，综合施策，靶向发力。在此笔者想说的是，一些地区将家庭经济支持政策的发放对象设定为二孩家庭或三孩家庭，无法起到提升家庭一孩生育意愿的作用。由于一孩生育是二孩生育、三孩生育的基础，因此家庭经济支持政策应该将一孩家庭纳入政策对象。
再次，完善家庭友好时间支持政策，帮助夫妻双方平衡工作与家庭。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各省份均延长了产假。然而，产假延长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其固然有利于女性身心恢复并有足够的精力照顾婴儿，但也会使她们更难回到就业岗位。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促进男女平等的时间支持政策更能提升生育意愿。因此，各省份未来在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时，可借鉴发达国家既有经验，优化男性陪产假、育儿假等生育休假制度，推动两性共担养育责任，从而支持女性就业或再就业。
原标题：《家庭政策要支持两性共担育儿责任》
